【100秒漫谈斯理】划重点！宪法修正案的六大核心要义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从全球价值链需求侧的网络来看，美国仍然是需求端最核心的价值链节点，牵动和主导着全球价值链，这个特征从2005到2016并没有发生改变，也没有其他国家成为新的需求端关键节点。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法人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和竞争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这些机构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使伦敦在金融领域更具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金融工作，科学回答了金融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问题的重要创新成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建设金融强国是推进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客观需要。要完善监管机制，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相联通。 二、金融强国建设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金融强国是指一国的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完善机构定位，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定位，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当今世界，大国竞争已跨越单纯的军事较量而成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其中重要的就是金融实力的竞争，金融是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强化市场规则，打造规则统一、监管协调的金融市场，促进长期资本形成。我国强调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是基于金融的发展趋势做出的重要战略安排，有助于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形成经济金融领域的竞争优势。
重在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4亿多人口的衣食住行必须有基础厚实和强大的实体经济做支撑。以数字技术做支撑，实现两条腿走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和数字金融作为当前金融业务发展的代表性领域，既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是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的，而且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撑。绿色金融，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向绿色产业倾斜。另外，发展数字金融与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在技术层面有很多内容是相通的，可以实现技术共享，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为了实现活而不乱既活又稳，就必须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协同作用。无论数字金融，还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都必须注重发挥好数字技术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为避免金融业脱实向虚，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科学规制是非常必要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普惠金融，强调金融资源的配置倾向于支持中小微企业和普通居民生产，促进共同富裕。注重以数字技术支撑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发展，需要实现两条腿走路：一方面，鼓励和规范数字化的金融机构和相应的金融业务发展，让其形成新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即数字金融业
[2] 徐奇渊、李婧，《国际分工体系视角的货币国际化:美元和日元的典型事实》，《世界经济》，2008年第2期。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17年中国在美国全部货物进口中的占比为21.6%，2022年下降至16.6%，2023年1—10月该占比进一步降至13.9%。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2022年中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4%，较中美经贸摩擦之前的2017年还上升了1.7个百分点。总体上，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扩大内需的战略非常关键，一定要发挥好我国超大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数据显示，2018年初的中美经贸摩擦之前，国际支付当中美元、人民币的占比分别为40%左右、1.7%左右，而到了2023年12月，两者占比分别上升到了47.5%、4.1%（见图）。
随着东盟经济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力将进一步在区域得到拓展，这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区域化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三角贸易这种结构性问题可能对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产生一定的制约。
进入专题： 产业链 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上，日本产业链迁出的结果是形成了三角贸易，后来日本经济学家也观察到，这种三角贸易实际上成为制约日元国际化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在中美之间直接关系弱化的同时，两者间接联系（即增加值口径）仍然稳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日本母公司与泰国子公司的交易也会以美元计价和支付。一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中间品贸易联系在加强，跨境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在上升。在这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之下，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但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可能性。
笔者从该角度进行观察，并指出产业链重构给人民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日本公司的这种内部安排下，所有汇率风险都转移到了东京金融市场，从公司角度来看这样的举措最有效率，也最经济。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7—2022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仅增长1/3，从4300多亿美元上升到5800多亿美元。图片注：[1] 马盈盈，根据截至2022年的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ADB-MRIO）进行的计算。
其中人民币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拉升了2.4个百分点，而美元占比则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其上升幅度更大，达到了7.7个百分点。一旦形成了最底层的国际分工格局，在中间层就有对应的全球贸易体系，在最上层就有对应的货币、金融交易需求。
上述案例表明，日本-泰国-美国这种三角形分工格局决定了对应的三角贸易，并进一步使得日元国际化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我们要扬长避短、顺势而为，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驱动力，减少对三角贸易的过度依赖。2023年以来，中国在美国进口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被墨西哥、加拿大赶超，成为美国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同期，中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增长了约40%，对欧元区的出口也增长了70%，对东盟的出口更是增加了将近1倍，从2800亿美元上升到5700亿美元。
这点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基于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得到，2017年美国货物进口的增加值当中，中国占比为21.7%，2018年受到双边经贸摩擦的影响，该比值下降至17.7%，但是在2022年又恢复到了21.0%[1]。所以，中间国家对中国的进口依赖在上升，同时对美国的出口依赖也在上升。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观察到三种网络关系：最顶层的是货币交易网络，一种货币的国际化对应于其货币交易网络的大小。日元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也提醒我们，不但要从我国自身视角来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还需要在亚洲区域推动形成供-求循环的国际区域循环网络，使得亚洲区域的经济循环体系更加具有闭环特征，这不仅有利于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也有助于推动区域内国家货币的更多使用，为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中间层是国际商品的交易网络，正是因为有了对应的商品交易，才会有对应的货币支付结算以及对冲汇率风险等各种衍生金融交易。同时从区域一体化的视角来看，与北美、欧洲相比，当前东亚地区对于外需的依赖度过高。
这也表明，伴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过程，中国与东盟等中间国家的生产网络联系在不断增强。正如前文所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联系减弱，但间接联系增强。特别是东盟这样的国家，其在承接中国产业迁出的同时，在出口端与美国等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东盟在其供给端（进口渠道）与中国、在其需求端（出口渠道）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同时增强。
这得益于中国对其他中间国家的出口上升、中资企业在中间国家的产业布局增加，以及美国最终需求转向这些中间国家。从过去多年的情况来看，我国产业链外迁的过程中也已经呈现出了一定的三角贸易特征。
如果中国国内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保持良好势头，那么中国与东盟之间有望实现错位竞争、良性竞争的发展关系。举例来说，当年日本也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减少日美经贸摩擦的压力，将工厂转移到中间国家（比如说泰国），但泰国工厂最终还是要将产品卖给美国。
而泰国企业缺乏定价权，美国企业往往选择以美元来计价和结算。当然，由于中间国家在供给端增加了对中国依赖的同时，在需求端增加了对美国的依赖，人民币和美元对中间国家的影响力可能同时表现出上升。